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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为内容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断治疗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外感伤寒病,张仲景在《素问?热论》基础上,从整个外感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入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病人的正气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条件,寻找出伤寒发病的规律,提出了以六经论伤寒的辨证方法。伤寒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病多实热证,三阴病多虚寒证。张仲景将经络所属脏腑作为辨证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伤寒传经途径。在症候的变化方面,指出了八纲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并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分析和检查疾病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虽然论中未明确提及八法二字,但将临床基本治疗大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融会于诸篇经文及附方之中,更执简驭繁地确立了中医学治疗体系。

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方法论的开端和诊疗思维的发源。以此为基础,通过十几个世纪人类生命进程的观察,中医形成了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特征的多种认知方法,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最终整合在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之中,成为研究生命科学和疾病治疗的重要依据和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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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剂学贡献巨大

《伤寒杂病论》共载方 360 余首,许多名方一直被历代医家所沿用。仲景方剂被称为 “经方”,经方在君、臣、佐、使的配伍运用和加减变化上具有严谨的法度,遣方用药,各具特点。不仅如此,仲景遵循建立的辨证求因、审因立法、依法定方的原则为后世医家组方用药所效法。如伤寒六经各有主证,主证有其主方,主方有其主药,根据病证变化,加减化裁,极其灵活。方药剂量也颇有讲究,方中某一药物剂量的增损,即左右整个方剂性能。

在药剂制备方面,仲景也有着很广泛的运用,从《伤寒杂病论》所载诸方中,采用剂型种类甚为完备,除以汤剂为主要剂型外,还有丸剂、散剂、栓剂、灌肠剂、酒剂、醋剂、饮剂、煎膏剂、洗剂、浴剂、熏剂、滴剂、软膏剂等,这些剂型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和施用方法。

(三)药物学认识深刻

张仲景对药物学的认识和运用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生药的选择洗剔。生药加工是中药制药不可分割的重要操作过程,根据药物的种类、功用不同,其加工方法有切、劈、破、咬咀、碎、研、捣、洗、浸等。二是对药物的性能和功效有深入的理解。他在《伤寒杂病论》中,根据不同的病症,精准地选用药物,使药物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例如,在治疗太阳伤寒证时,选用麻黄汤,其中麻黄具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的作用;桂枝温通经脉、助阳化气;杏仁止咳平喘。三是注重药物的配伍。张仲景组方选药主次分明,用量分配合理,注意药物之间的配伍效能,严格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例如小青龙汤,方以麻黄、桂枝发汗解表,平喘化饮为君;细辛、干姜温肺化饮,兼以解表为臣;半夏燥湿化痰,和胃降逆,五味子敛肺止咳,可防肺气耗散,芍药敛阴和营,配桂枝调和营卫,并制约麻、桂等的辛散温燥,共为佐药;使以甘草调和诸药。全方以辛散之麻、桂、细、姜、夏为主体,配伍酸敛的味、芍,可使发散而不伤正,敛肺而不留邪。

四、后世影响深远

张仲景被后世尊为 “医圣”,实至名归。他所着的《伤寒杂病论》自问世以来,备受历代医家推崇,成为研习中医的必备经典之作。这部巨着不仅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在亚洲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亚洲各国,尤其是日本,张仲景学说的影响最为深刻。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就有近二百家。日本着名的 “汉方药” 中,伤寒论方占 60% 以上。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张仲景医学理论的影响及推动。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原则和丰富有效的方剂,为这些国家的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为纪念张仲景这位伟大的医学家,后人在他的出生地河南南阳修建了 “医圣祠” 和 “张仲景纪念馆”。解放后,又对 “医圣祠” 进行了翻修,使其规模更加宏大,成为人们缅怀张仲景、感受中医文化的重要场所。如今,在我国的中医院校中,《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是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每年都有无数的中医学子通过学习这两部经典着作,领略张仲景的医学智慧和高尚医德。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现代医学研究也有着重大意义。他的着作流传海外,被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张仲景以其卓越的医学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